报界宗师张季鸾墓旁建养猪场臭气扑鼻(图)

www.zjvnet.com/news/ 2010-07-14 09:44 来源: 我要评论

张季鸾 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张季鸾 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如今,张季鸾墓所在的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被隐没了小半截。付雁南摄

如今,张季鸾墓所在的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被隐没了小半截。付雁南摄

1999年,张季鸾墓重修完成。前排左一为邢炳年,左四为李赋英。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1999年,张季鸾墓重修完成。前排左一为邢炳年,左四为李赋英。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1998年,曾经师从于张季鸾的王俊春前来墓前祭拜。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1998年,曾经师从于张季鸾的王俊春前来墓前祭拜。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供图

很难说张季鸾的墓地是冷清还是喧闹。那些偶尔造访这里的人,都觉得这片墓地“已经荒掉了”:四周长满荒草,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隐没了小半截。

但这里又确实是个热闹的地方:墓地的东侧是一家砖窑厂,十几名工人每天都在忙着整理砖垛上覆盖着的防雨布和稻草,根本没时间分心打量几十米外的那块不起眼的碑石;而紧靠着墓地,在南面,新修起了一座种猪场,发情的种猪不时发出哀嚎,猪粪顺着院墙两侧的沟渠缓缓流出,在炎热的天气里恶臭扑鼻,叫人窒息。

张季鸾的墓碑就这样静悄悄地立着。他生前用自己的文字关注下等人和底层生活,到他死后,他的墓地仍然没有与这些内容脱掉干系。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从墓碑背面所刻的两则唁电中,人们仍能揣度出墓地主人生前的辉煌:毛泽东在电文中称赞张季鸾“功在国家”,而周恩来更是对他给予盛誉:“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可是,生活在墓地附近的大多数人,对这位报人的记忆却已经淡漠。周围的人们,并没读过他的文章,甚至根本讲不出他的具体身份。有的老人还能记起,这里埋了一个“文化人”,而年轻的女孩则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

与相邻的砖窑和猪场相比,这方小小的墓地很少有人祭拜,墓碑前摆放的花束早已干枯,四周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长得也不茂盛。它和它所纪念的那个报人一起,曾经备受仰慕推崇,却在经历过时代风云之后,立在猪粪扑鼻的臭气里,显得有点儿灰头土脸。

“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当前来拜访的人们穿过半米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这里,站在浓烈的猪粪气味中时,很少有人能想象,这里曾经伫立着一座规模宏伟的陵园,并曾经有过一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典礼。

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至今都说不清楚张季鸾的具体身份。他丝毫不知道,这位报人曾因披露政府内幕,先后两次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投入监狱;他也不知道,这位报人在主持《大公报》时曾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一度成为新闻界的标尺;他更不知道,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

但这名76岁的老人清楚知道一件事:59年前那场在竹林村举行的公祭称得上一件“方圆几十里的大事”。当时,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所做饭菜不计其数,甚至,光是被喝光的酒缸,就摆满了满满一个院子。

邢玉明还记得,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正在演奏,天空忽然飞来了几架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村民们最初以为是日本人来空袭,都“吓坏了”,最后才弄明白,那是政府专门派来保护葬礼的。

坐在自家门前的板凳上,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现在只能听清在耳边大声喊出的问题。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18岁那年,曾经在张季鸾的墓前看到蒋介石、宋美龄向墓碑鞠躬的场面。当时,蒋介石“穿着白衣服,戴着一顶小草帽”,而宋美龄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帽子就像一朵打碗碗花”。

曾经跟着张季鸾上过课的村民王俊春,在公葬仪式中负责“唱礼”。这个如今已经102岁的老人用浓厚的陕北口音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人们不感觉悲伤,只感觉愉快,因为我们中国居然出了这么个伟人。”他急切地向前倾身子,竖起一根大拇指,“张季鸾不是一般人啊!”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村民都记得,那里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不知道要多少级”,才能走到那块又高又大又厚的墓碑脚下。

公葬举行的时候,邢炳年只有8岁,还没有什么太确切的记忆。他只是在长大后去过那个漂亮的陵园,有时候,他会站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看看石碑上的文字。如今,这个66岁的当地村民回想起这座已被猪场、砖厂挤占了大半面积的陵园,只能连连感慨“现在哪儿的墓也没它好”。

在他的记忆里,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里面种着些自己从没见过的花。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

“可惜后来被砍掉了。”看着墓地上密密麻麻的荒草,邢炳年有些遗憾地摇摇头,“要不,这里现在已经是一片森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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