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浙大将迎来120周年校庆，最近，浙大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浙江大学化学系1946级校友竺安代表全家，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为出版这些日记，在《竺可桢全集》主编樊洪业的主持下，竺安曾花费13年的时间进行通读整理。

　　“父亲能把每天的事都详细记在日记里，是有原因的”“一字不改地出版父亲日记，是因为他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已经88岁的竺安，听他说说有关日记的那些人和事。

　　捐给浙大，让日记有个好的归宿

　　竺安和夫人现住在北京一家老年公寓，记者赶到时，他在公寓门口已经站了多时，老先生满头白发，清瘦，儒雅。

　　“怕你找不到路，来迎一迎。”竺安说。我们的谈话刚开始，他的夫人拿了矿泉水递给记者，“这么远过来，先喝点水。”

　　这是既细心又有亲和力的老两口。

　　竺可桢日记有900万字，这些内容几乎都被收录在2014年出版完结的《竺可桢全集》中。

　　“编辑工作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外文好，竺安主要负责整理日记中各种外文的内容。“因为全部是手写的，再加上是六七十年以前的纸张，已有氧化，有些字迹不太好认。”

　　2013年底，全集整理完毕后，竺安等人就考虑日记的原件要怎么存放。

　　“日记原来是在中科院，由全集主编樊洪业保管的。”后来，竺安希望把日记尽量放在一个专业的档案馆里，“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合适，因为竺可桢和浙大有着特殊的关系。”

　　已经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对日记的内容几乎是全文刊登，包括家庭的隐私、竺可桢对人对事的评价以及对子女和自己的看法。据说，樊洪业还就此征询过竺安的意见。“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真实完全的反映，竺可桢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什么。”竺安觉得这不值得纠结，“这是很自然的，就应该这样。我父亲在日记里面，曾经两次引用过一句话(大意)：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如果是真实的，即便是很琐碎的小事，若干年后都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随身带个小本本，他看到的都记录下来

　　竺可桢的日记，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非常详细，见过什么样的人，办了什么样的事。

　　“我一开始也很奇怪，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除了这些，竺安还记得，“我记得他在1936年，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竺安有些感叹，“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认真。我想，一天工作下来，人都很累了，还要这样记一天的事情，毅力令人惊讶。父亲认真到有时要引用古人的诗句他都会去翻原著。”

　　竺安觉得这也是父亲的日记和其他的名人日记不一样的地方。“我翻看过很多日记，有些会过滤掉不好的内容，只写好的，有的很简短，没那么详细。竺可桢日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重要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父亲的伤痛，我是看了日记才知道

　　从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竺安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读”竺可桢日记，这个过程就像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读懂父亲的很多情感、做人做事的理念以及一些过往事情的真相。

　　“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让竺安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在浙大西迁路上，和浙大师生一路走一路所做的事情。

　　“在江西泰和，那里的赣江经常发大水，危害甚重，竺可桢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一条大堤，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很快就修好，解除了水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个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到了贵州遵义，浙大地理系的师生考察到附近有锰，炼特种钢有用，很快就开采起来了。在湄潭，鉴于这里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浙大的茶叶专家(也是中央茶场场长)，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竺安说，父亲的理念是，大学不仅是教育机关，把学生培养出来能找到工作就行了，而是有责任做实事。

　　“当年浙大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各有各的性格，有时候难免会有分歧，父亲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也很有技巧。”竺安记得当时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很有才华，但性格也暴躁。有一次，在湄潭，他和总务处主任起争执，打了对方一拳。事情闹大后，竺可桢专门从遵义到湄潭解决这个事情。总务处主任要求束星北写道歉信，当众宣读，并请两桌酒。竺可桢说，抗战时期物价昂贵，酒就摆一桌吧，吃饭前，让束星北把信念了，念完后，他就把信拿过来，揣到自己兜里。“这样既道歉了，又不让信落到对方手里，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后来密集地给双方写信、谈话，终于使两人成为好友。”

　　学者评价竺可桢日记

　　●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

　　《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非常重要，学界都很重视。这部日记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近代政治科技教育发展的记录，对于整个中国科技史、教育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详细的活史料。

　　衡量这部日记的重要性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竺可桢本人的地位之高；日记的连续性、完整性；观察、评论、记录的全面和深入，另外私密性，这部日记只是作为个人记录，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比较客观。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长马景娣：

　　竺可桢日记的内容本身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作为大学校长，日记里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他是浙大的老校长，对我们来说，保存他任何的手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更何况这么量大又成体系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肯定会用最好的条件来对这批日记进行保管和研究。

　　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