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国勇说，老乡聚会时，黄坚很少参加，跟其他老乡互动也很少；在学校与老乡说话时，他从来不讲家乡话，而是说普通话。

2001年下半年，黄坚曾到邹国勇宿舍，找他借过一两百块钱。邹国勇心想都是老乡，便没多问。第二年黄坚才还他钱。那也是邹国勇最后一次见到黄坚。

黄范铭说，儿子上大学后，基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次电话。那时家里没有安电话，黄坚便把电话打到邻居家。电话中，他会询问家里的情况，很少提自己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大二寒假回家时，他告诉父亲，自己通过班级演讲竞选，当上了班长。黄范铭也惊奇地发现，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儿子，上大学后变得能说了，但跟家里人，“你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自己主动说”。

2003年，儿子打电话告诉黄范铭，自己报考了武汉大学另一专业的研究生，“差3分，公费的没考上，自费的可以上”。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黄坚没有去，决定再考一年。第二年还是没考上。

之后黄坚回家，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李嫦娥劝他出去找工作，他觉得杭州、宁波这些地方比较发达，便去了杭州。

“我不愿回家当老师”

高中同桌吴冕回忆，大约14年前，黄坚曾来杭州找工作，一待就是8个月，“他来杭州找一个复读班的同学，同学那儿住不下，就来我那儿住了几天。”

一起同住时，吴冕发现，一讲起国家大事，黄坚就聊得很起劲。他曾问过黄坚大学学习的事，但他只说自己学习了历史古建筑。

黄坚还告诉他，毕业时自己放弃了回县城教书的机会，“他说不想待在那个县城里面。”

吴冕记得，到杭州的前半年，黄坚偶尔会买张报纸看看，但基本没找工作，每天宅在房间上网、玩游戏，很少出门。由于没有收入来源，那段时间基本都靠几个同乡管吃管住。半年后，黄坚自称在杭州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策划工作，从此开始早出晚归。

然而两个月后，黄坚突然告诉吴冕自己辞职了。在房间待了一周后，他又说在嘉兴找到一份工作。

吴冕清楚地记得，黄坚离开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春天那个时候人特犯困，我在床上睡觉，他敲开门来，找我要了200块钱，走了之后他qq就再没上过线，就失联了”。

黄范铭说，儿子去杭州后，曾打电话告诉他，历史专业找工作难，他想去浙江杭州商学院再学一个专业，这样工作好找一些。

期间，宜黄一中老师曾联系黄坚，想让他去教历史课，黄坚说：“我不愿意当老师，也不想回宜黄去。”

黄范铭至今仍不清楚儿子有没有在杭州找到工作。他只知道，去杭州后，儿子几乎每个月都会打电话让家里寄钱。“一开口就是要钱，我就怕他进了传销。”黄范铭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每天工资只有40元，还得每个月给儿子寄钱，多的时候上千，少的时候几百，三年总共寄了近3万块钱。

黄建华也曾给弟弟寄过钱，“大学毕业后，他找我要过三四次钱，每次几百块。除了要钱，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黄范铭曾想去杭州看看，儿子劝他：“你不要来杭州了，等我赚到钱的时候，我会带你去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逛逛。”

2006年的一天，早上8点，黄范铭骑自习车去上班，在河东桥上被一辆从后来开来的摩托车撞断了髂骨。肇事夫妇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治疗花了2000元，又赔了6000元。出院后，黄范铭走路不便，两条腿一只长一只短，需要拄拐杖。家里人想要小儿子回来看下他，黄坚没回。

等到2007年4月，黄坚给家里打电话说到了上海，黄范铭问“你又要钱了？”李嫦娥接过电话，有些气愤地对儿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两条。”黄坚立马挂了电话。

那天，黄建华也在家，“我爸妈可能有点怨气，说经常要给他打钱，那时候我爸又被车撞了，根本就没啥钱了，有时候都是借的”。

黄范铭说，这次之后，小儿子再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与哥哥、其他亲戚也没有联系。由于家里是固定电话，无法显示来电号码，他们也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只能等儿子打过来。他觉得，儿子是因为家里没给钱，“赌气了”，便不跟家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