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犹如这个隐秘江湖的职业杀手,过人之处在于,能第一时间嗅到猎物的气味,并迅速组织围猎。2016年7月23日,中部某地一返迁安置房工程在网上公布招标,工程标的金额高达2.5亿元。得此消息,以钟金亮、刘大勇等人为首的团伙闻讯而动,立即着手联系多家符合条件的公司报名投标。其中,钟金亮联络控制了10家公司,刘大勇联络控制了19家公司,朱有权联络控制了12家公司,共有41家建筑企业参与此次围串标。他们向每家公司支付了2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委托费”,要求这些公司派人参加投标,中标后再将工程交还自己处理。
旁观者难免心生困惑,是多大的利益在驱动着这一切?根据业内“行情”,团伙“围标”成功后会将中标项目按标的额的4%至15%的价格卖出,有的串标人花费200万元运作“围标”,获利1400万元,回报超过600%。在部分地区,招投标市场甚至形成了一种垄断。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一个以“资质”为武器的角斗场
一些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再承揽具体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种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
有时,招标现场更像是角斗场。“资质”既是入场券,也是用于厮杀的武器。“谁掌握的资质多,谁就在‘围标’中占据优势。”杨先光是安徽一家建筑公司在江西市场的代理人,他深谙江湖潜规则。
通常,每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都会对投标人的资格作出相关规定,若想投标,企业必须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便专门做起了向围标人供应“资质”的生意。
一些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再去承揽具体的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些企业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工程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对施工企业“资质”要求的高低决定了“介绍信”费用的高低。
根据近几年的“行规”,亿元以下的项目“介绍信”费用为2万元至3万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为3万元至10万元。“有的项目对施工企业的业绩和施工资质要求很高,介绍费也会相应高出许多,我们知道价格最高的可达60万元。”办案人员程华说。
“单独去投标就像买彩票,常常有亏无赢。”杨先光曾在中部某地投标四次但都铩羽而归。据他测算,每次到外地投标,其中人员差旅费用就需两三万元,此外还需缴纳高额的投标保证金。在经历数次投标失败后,他转而向他人出卖资质。
与其站着投标亏钱,不如躺着出卖资质赚钱,是许多外地企业的通行做法。“总公司会以承包制的方式在一些地市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你只要向他们缴纳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的承包金,就可以代理相关业务做起出借资质的生意。”邓增华说。
代理人和职业串标人逐渐形成依赖共生关系。串标人日常的“主业”就是和代理人打交道,请他们吃饭、娱乐。“对他们而言,有标要围的时候我们能为他所用;对我们而言,这样赚钱来得容易。”杨先光说。
盘剥下游利润催生豆腐渣工程
“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
“围标组织者是扰乱招投标市场的源头,串通投标直接造成了转包和非法分包。经过一系列围标操作,下游施工方的利润被层层剥削。”中部某地市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闵斌介绍说。
围标团伙攫取了本属于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的利润,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想要获利就必须压缩成本,这也催生了许多豆腐渣工程和不合格产品。
例如,2012年4月,济广高速一路段改造工程现场曾发生一起坍塌事故,导致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86.9万元。经查,工程的施工方无任何建造资质,作业人员竟无一人具有行业从业技术资格证,甚至从包工头到建造师等多人,均为仅仅懂得雕刻技艺的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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