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党中央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激情，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