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除养育成本攀升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

　　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湖北宜昌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宜昌市长期以来低生育率的特殊现象归因于当地独特的生育文化，“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生得多才好，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养得好才行。”

　　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

　　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受访专家认为，效果或许有限。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以韩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曾大力提倡节育。90年代后，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反而一路走低。

　　“这些东亚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并不会产生太多效果。

　　但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

　　2015年12月31日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央文件，就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

　　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被不少学者视为答案之一。张车伟认为，各地鼓励生育政策没有切中要害，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再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在黄文政看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还需制定全国性的奖励政策。

　　黄文政指出，人口会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地方政府的财力也远远不够，“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不仅如此，黄文政认为，单身女性也应平等享有生育权。他强调，这并非鼓励非婚生育，那些有能力和意愿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公平享受生育权利和福利，不应受到政策歧视。

　　新京报记者 许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