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长途旅行，都会有一种风景和时间的扭曲。每次出行，张茹都会背着儿子的书包，带着儿子的三张照片，一张2014年，两张中学时期的。照片中的男孩儿，寸头，微胖，笑容憨厚。仿佛这样，时间形同停滞，她似乎回到过去，和儿子相处的那些日子。

李威不敢看儿子的照片，他的房间也不敢踏进去，人在门外，腿就像被钉住似的迈不开，“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出路

儿子去世半年后，张茹和丈夫商量，要么领养一个孩子，要么一起死。他们选择了前者。

2014年，张茹距离六十四岁只有三个月，儿子的后事还没处理完，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对方告知，办理收养原则上年龄限制到六十五岁，领养孩子需要登记排队等待。

一年后，她再次去民政局，对方告诉她仍需排队。根据《领养法》，收养人需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能力，以及年满三十周岁。

张茹提议把儿子的女友认作女儿，但丈夫担心认的女儿将来要赡养四个老人，压力太大，便放弃了这一想法。

2016年4月，张茹夫妇去了云南，到当地福利院领养孩子，答复是“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别多”。5月，夫妻俩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儿院，但孤儿院大门紧闭不让进入，他们把买的水果衣物等搁下后离开了。7月，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阳村，那里住着不少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但不让领养，最后两人失望而归。

有次在一家私人医院，李威听说可以找人代孕，五十万元一个孩子。但权衡下来，觉得代孕是非法的，不能做。

漫长的跋涉后，试管婴儿成了夫妻俩的最后选择。

早在2015年底，张茹就考虑过做试管，她联系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后者在60岁时通过试管受孕生下一对双胞胎。张茹想从她那里打听做试管婴儿的途径，但被对方拒绝了，只告诉张茹做一个五万块钱左右。后来，张茹没再联系她。

如今，盛海琳已经不记得张茹曾找过她，前几日她从新闻里得知张茹怀孕的消息，并说自己给不了任何建议。

2016年10月，在北京的国际医疗展上，张茹认识了一个台湾医生，并恳求医生为自己做试管婴儿。医生说，以她的年纪做试管婴儿有风险。张茹说自己接受任何风险。“当你生不如死时，所有看似危险的事情你都愿意尝试。”

2017年2月，张茹开始吃激素，直到月经回来。吃药的同时，配合着身体上的锻炼，打球，游泳。但吃激素的第五个月，她的血压开始升高，久坐后站立格外吃力。

7月，她去了北京妇产医院看中医，说自己想做试管婴儿，医生给她开了三十五天的药调理身体，月经和身体恢复正常。

张茹曾在网上遍寻高龄产妇的案例。“东北64岁有个产妇，2016年12月28号生的； 2016年的9月份，杭州那人从美国回来生的；还有2017年有个52岁生孩子的。”她能清楚记得每一个高龄产妇的年龄，以及她们生下孩子的日期。

去台湾之前，张茹咨询过北京的几家大医院，但回复都是她年龄太大，不能做试管婴儿。张茹想不明白，“谁要失独，谁还选择年龄啊？”

今年6月，李威和妻子去了台湾。中介全程带着他们，物色好卵子，找了律师事务所，办理好手续，再去医院交钱，身体做了全面检查。一趟下来，夫妻俩花费二十多万元。

那天是6月8日，医生筛选出二十多个卵子，用精子配成八个胚胎，再从中筛选出四个，两男两女。张茹担心成功率低，想放入三个胚胎，医生告诉她不行，万一三个都成活，要引产的话另外两个也会受到影响。最后决定放入两个胚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