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老一辈台盟人的家国情怀 卢凤玲读《乡愁》

www.zjvnet.com/news/ 2018-05-18 17:05 来源: 我要评论

  浙江在线5月18日讯(通讯员 孙大昌 浙江在线记者 吕玥)“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是已故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诗句。

  余光中,一九四九年前后离开大陆去台湾,同样在1945至1949年期间,有一部分台湾人来到了大陆。尽管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但是对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家国情怀却是相通的。今天我们邀请出生成长在台湾、改革开放后定居大陆的台盟盟员、上海富欣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战略市场总监卢凤玲女士,为大家朗诵余光中的《乡愁》,让我们伴随她的朗诵一同缅怀老一代台盟人的家国情怀。

  卢凤玲

  延伸阅读:盟员林东海——用亲身经历见证一名台湾人的家国情怀

  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在台盟第一代革命家的启蒙下,走过了70年的革命历程。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947年2月,台湾人民发起了反对国民党腐败和独裁统治的“2·28”起义。我当时就读于台中第一中学,是一名高二年级的学生。我便与几位室友一同前往台中戏院参加市民大会。其中有一位三十多岁女士的演说特别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她号召大家反抗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要求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在台湾实行民主自治,令人十分佩服。参加集会的群众情绪激昂,马上进行了示威游行,我也和几位同学参与其中。几天后,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起义惨遭失败。

  1947年2月28日,民众聚集于台北专卖局前。

  10月初,为免被国民政府追捕,在家人的安排下我到了香港。经朋友介绍,住进了廖文毅的别墅。我发现,廖文毅等人正在捣鼓所谓的“台湾再解放同盟”,竟主张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我对此十分反感。回到祖国当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多好,为什么要将祖国好不容易光复的神圣领土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呢?廖文毅等人的主张太没有民族气节!

  于是我离开了他们,在香港西营盘第三街与两名同学合租共住。机缘巧合,我住处的隔壁就是当时“新台湾出版社”的秘密办公地点,也就是筹建台盟的地方。老前辈苏新就住在那里,当了我的邻居。渐渐地,他们发现我参加过“2·28”起义,又自觉地抵制廖文毅等人的主张,便约我去山顶公园见一个人。那人就是谢雪红。我一眼便认出在台中群众大会上演讲的这位女士,我向她介绍了起义失败之后的自己的经历。那时起义刚刚失败,国民党腐败无能,白色恐怖笼罩台湾,又有廖文毅等人提出托管的荒谬主张,我愤懑、迷茫又无奈,我向谢雪红倾诉了我自己的想法。她勉励我,在香港要多了解祖国大陆的情况,她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大陆同胞是同情和支持台湾人民的。她告诫我,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下一步就会导致台湾独立,必须坚决反对,并介绍我读《华商报》《世界知识》《群众》等进步书刊。她介绍我到由周恩来、董必武指导创办的,被誉为华南民主学府的香港达德学院学习,使我成为了第一个到达德学院学习的台湾学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在我革命情绪低落的时候,谢雪红同志给我指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我们台湾人民的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还有中国共产党,还有大陆同胞的支持。我沿着这条路走,最终走上了革命征程。

  左为1947年林东海(原名陈昭德)离台前拍摄,右为1948年林东海在香港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后拍摄。

  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主要负责人为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从那时起,台盟就和中共并肩携手,共同努力,致力于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台盟的初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祖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为解放全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七十年来,矢志不渝。

  1948年1月,我由谢雪红、周明同志介绍加入了台盟,并协助他们工作,将编辑的《台湾二月革命》《新台湾》《明天的台湾》《台湾人民的出路》寄往各地,传播革命思想。那时候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正是艰苦条件下的工作,让我慢慢懂得了革命的含义,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时,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革命形势喜人。在工作和学习中,革命思想已经深植我心,前辈们言传身教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我意识到,我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竟然让我在秘密的住处一起工作生活,组织已经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就这样,我和党的亲密感就日益增加了,在我的心里,我和中国共产党是革命道路上的同路人。

  图为《新台湾丛刊》第三辑《明天的台湾》刊登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规程草案代表会文告时局口号”

  8月底,我护送三名地下党要员经海路到山东解放区。后来到了西柏坡报到,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我到由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经过党的培养,我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1949年3月1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有幸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入朝参战,保家卫国。战争中,我和大陆战友们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战胜强敌,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中国青年的光荣和自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决心。

  1951年7月,我离开朝鲜战场,回到祖国。1952年就到广州,担任广东台盟的专职领导职务。改革开放以后,得益于人大、政协等平台,我作为广东台盟的领导也尽自己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党和国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摘选自《来自台湾的我,是如何走上反“台独”道路的?》,作者 林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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