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返欧洲，参加余下的会议，却一心想着与家人团聚。回到美国办公室时，景况令我大吃一惊，我的新任命已先我一步传遍当地社区，隔天运抵的香港中文报章都以有关消息作为头条新闻，可是，我还未向上头请辞。我不无尴尬地约见上司，他却表现得十分雀跃。“恭喜你。你要离职，我们很遗憾，但你将有更远大的未来。ITT虽面对剧变，但已为你准备了其他连串计划，我们将怀念你，祝你好运。”

在候任的一年期间，是我和美芸的一段兴奋日子。未来六年的路已定下来，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安排以后的生活。我们的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并已投入社会工作。但要离开工作了三十五年的ITT，仍难免伤感。公司待我颇厚，尤其是高层每戮力向各知名奖项颁授委员会推介我的工作，让我在光纤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广获确认，所获的奖项可谓纷至沓来。我初获的多个奖项中，第一个来自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Institute）。在庆祝宴上，我记得ITT欧洲研究部技术总监比尔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年轻人，这只是头一个，你可得准备一下，其他的奖项将滚滚而来。” Alcatel收购ITT后，准备委任我为研究实验所总监，可惜我未能应命。无论如何，ITT的经验至为可贵。在过渡期间，ITT和Alcatel给我的职责渐次宽减，令我有更多时间非正式参与中大的事务。ITT 的同事们给我举行了欢送晚宴，场面感人，令我泪盈于睫。美芸整晚提心吊胆，怕我情绪失控。的确，我把热泪忍得十分辛苦。

行将卸任的中大校长虽仍主持校务，但遇上影响及大学未来发展的决策，都与我商讨，对此我心怀感激。多位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更亲自来向我汇报校务，让我可以知悉大学的日常事务和新发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调整期。但校董会主席没有让我在时机未成熟时知道大学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他显然已知道，政府有意统一大学学制，时间就在我上任之后。主席曾暗示我先想想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并提示我要注意师生们对这问题的强烈反应。在离开ITT 和到中大就任之间，有一个三个月的空当。这时，无巧不成话，Bellcore 给我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差事。Bellcore 是ATT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颁令而成立的新公司。最高法院为防ATT 过度膨胀，垄断电讯业，要求该公司将业务分拆为七家公司。Bellcore 是这些人们昵称为小贝尔（Baby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联合研究部门，它的总监与我联络，邀我出任他的顾问。我与贝尔实验所及其研究与开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渊源，但因为彼此是竞争者，素无来往。我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研究总监知道我已离开ITT，并快将成为大学校长，故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才特地邀我出任这职位。我也欣然接受，众所周知，在贝尔实验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现在却可亲身认识其研究文化和方法，体会是什么令这家实验所成为美国最受注目的研究机构。我有三个月时间深入认识实验所的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析管理上的种种问题。

这工作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日后成为技术顾问也有所帮助。在评估报告中我指出，研究总监在组织研究队伍时，须年轻才俊和富经验的领袖并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都应是顶尖分子，但年轻专家们都应有创新的意念，他们的研究计划都需具有长远的发展可能。其后的发展也确是如此，所有具创意的计划都日趋成熟，可以推动公司大事发展。可惜的是，管理层得不到所需的庞大资金，不少计划都要中途放弃。看来，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