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 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光灯闪个不停。就这样，我们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

校长府位于主校园对面的一个小山上，门前的车道，相信是香港通往私人住所最长的车道，守卫遥遥望见我们的车子，便打开门前铁闸，我们的管家也在迎候。他将为我们打点家务，并负责家居用品的添置。我们后来才发觉这安排有点不大方便，但当时我们只能接受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也颇令我们有措手不及之感。校长府是山上唯一的住宅，在林荫苍郁的半山，一不留神便察觉不到树木丛中的那条车道。只有一块刻上“汉园”二字的小石碑，标示附近有住宅。大宅建于20世纪60年代，属50年代加州式设计。楼下饭厅可容十六人同台用膳，旁边的客厅十分宽大，可供多种用途。我们时常邀请三十至五十位教职员和客人，或是整个学系的教员和家眷来进行各种活动。膳食多采自助形式，客人可随意在饭厅和宽敞的后园自由进出，并欣赏俯瞰大学校园的美景。花园的中心景点自然是那个鱼池。日本领事在房子落成之日曾赠予多条漂亮的锦鲤，红的、金的、白的，大的、小的，相映成趣，喂饲时众鲤一时汇集，翻滚追逐，蔚为奇观。如果不是事先有一年时间预为准备，了解大学的使命和行政程序，现在要发号施令，一定会乱作一团。睡过一觉起来，我已经有在家的感觉了。

我的首要之务是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平，使其足以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我常向教学人员说，他们在回港服务之前，已经有多年从事研究和在知名大学工作的经验，应该足以向世界显示，在香港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我向他们保证，必尽力寻求捐助和资助，购置所需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我深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位教师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可以在教学上有出色的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择善固执，欠缺这种素质的人，很难与时并进，勇攀学术的顶峰。正因他们有择善的智慧，有固执的自信，才能成为一位能推动学生，感化学生的教师。他们会承认自己也会有错，但不会轻易放弃理想，除非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感谢他们对增进人类知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