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学校长的秘密武器，是具有洞察教学人员志趣的能力，并能善于与他们沟通。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学者已失去进取的动力，总是在原地踏步。更糟的是，如果让这类学者盘踞高位，势将大大打击基层学者的士气，一个本应朝气勃勃的学系，如果由一个暮气沉沉的人统领，后果可想而知。让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保持活力，是推动大学不断向前的唯一良方。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我相信我有两项优越的条件。其一是我有与顶尖人才合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鞭策和激励他们精益求精；我在光纤通讯业内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是我能常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也是我做人处世的宗旨，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能顾及各方感受，无论与群体还是小众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少有龃龉。

我的退休欢送会是一个感人的聚会。大家都为能克服困难，令大学成为一所获世界确认的学术机构而感到兴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主席说：“中文大学是一家建基于香港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大是香港的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功劳应归于全体教职员，尤其是精奋日进的教学人员。我只是适逢其会，在中大锐意发展的阶段，致力并成功将大学提升至最高的国际水平而已。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多项改革，有些改革是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有些是由我们自己策动的，我有幸能得到四位副校长的扶助，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令改革取得成效。四改三之争：以失败开始的胜利卓有成效的大学四年制，始于二十五年前中大成立之初，要一下子改制，颇令我有点措手不及。教资会建议，将中大所获的资助额与香港大学看齐，而港大行的是三年制，中学生需读两年预科，才能报考港大。看到这样的建议，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即时反应是：“教资会怎可以听任香港政府指使，统一所有香港最高学府的资助方法？这怎算合理？”我的质疑不算不合理吧。

我相信，这是一个愚蠢的官僚决策。统一学制，无异于扼杀了多元竞秀的高等教育，而一个多样化的教育制度，正是不少大都会地区所极力争取的。政府的做法，也许是为了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而三年制大学是比较节省成本的。要中大四改三的压力也有可能源自中学。也许可以这样说，支持改制的人自有他的理由。在改制之前，报考中大只需读一年预科，一家著名女子中学的校长说，她希望女同学们能在学校多留一年。她说：“预科同学是学妹们的好榜样，也是学校活动的好助手和领袖。”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见到的大学制度，应该富有弹性，而不是刻板的千篇一律。对教资会的要求，我的反应是想方设法令中大在骤变中保持灵活性，同时保持对高素质和卓越的追求，无论是在我们的传统强项，还是在新的领域上。

其中一个方法，是将课程改为学分制，各个科目的学分由一分至三分不等，要获得学士学位，学生必须修满一百二十个学分。美国的大学和高等学府，都是采用学分制，多年来证明行之有效。这制度有很高的灵活性，而且可即时实施。学分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得的资助会增加。一直以来，中大所获的资助比港大少，资源颇为紧绌。我向同事们实话实说，我向教资会所提的建议，必令其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也向同事和同学们解释，中大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简单地说，学生入读中大，可以采取任何进度学习，只要修毕一百二十个学分，就可以毕业。如果他们通过高级程度会考（A-level Examinations，我们给予二十一个学分以确认此学历）和达到指定的语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修毕学士学位课程。这样，中大日后接受具有社区学院资历的学生，或其他大学的转移学分，以及配合未来可能的转变，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随着内地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香港与内地的双向投资日见增长，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正陷入短期衰退，我们因此可以有能力聘请一流的教学人员。对我来说，大学学额的扩张无疑是及时之举。如果不是增加学额，让我有更多资源推动中大发展，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恐怕就会把大部分的资源吸纳过去。在更平等的竞争基础上，我们建议设立新的工程学院，以及扩充和加强其他各学院。新工程学院将集中于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成为一个包罗广泛的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研究中心。主要的知识范畴包括发展迅速的电子、电脑、系统科学和材料科学。新学院的成立，也可说适逢其时。我们将既有的电子学系和电脑科学系纳入新的工程学院，而讯息工程学系是其中首个新成立的学系。我们有幸能请来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最出色的工程学家出任院长。讯息工程学系也有幸能招纳在学术和工业实务上富有经验的人员执掌教席。他们大都是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也在通讯和电脑业的著名研究和开发机构任职多年。物以类聚，能吸引他们加入中大，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互相启发和衷诚合作，始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