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2018年1月10日，他被内蒙古凉城警方带走，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引发汹汹民意。

民间揭露“神药”只是一种舆论监督。在科普作家方舟子看来，能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帮助公众提高识别能力，减少“神药”的市场；二是形成舆论的压力迫使监管部门有所作为。

民间的围剿，或多或少确实引出官方回应。药监主管机构督促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三年内上报评价结果，且该药品批准广告应严格按照说明书适应症中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得有超出；决定对匹多莫德制剂的说明书进行修订，并要求在3岁以下儿童中禁用该药；责成鸿茅药酒加强不良反应监测，汇总近五年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提交报告等。

不过，李林认为，“全民剿药”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正常生态。更何况中国的“神药”数量，远多于近期揭批的这几个。

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服务的APP医库在2017年12月曾推出一个“中国神药排行榜”。排名前十的“神药”有醒脑静注射液、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GM1）等。被吊打的上述几款“神药”均未入围这个榜单前十。

医库CEO涂宏钢告诉《财经》记者，为确保榜单不受干预，投票全部由认证医生完成，并且在发布时进行隐私保护,“少数人认定可能会有偏差，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数据开始逐渐修正为比较真实的”。数据显示，有2000人参与此次投票。

在这份“神药排行榜”上，生物制品和中成药是“神药”的重灾区。方舟子分析，这些“神药”分别满足了消费者的两种心态：一种是对传统的迷信，另一种是对最新高科技的推崇。特别是中成药，功能主治本来就含糊，例如“补气”“补血”，怎么说都可以，容易包装成包治百病。

有医药界人士总结出“神药”的特征：主要或者仅在中国市场销售；缺乏证明其安全、有效的循证医学证据，或者存在虚假证据；适应症极其广泛，或者夸大治疗效果；通过大量投放广告或在医院开展营销，销售额达数亿乃至数十亿元。

“神药”的炼成

从时间线看，绝大多数“神药”在2006年以前即拿到批准文号。追问“神药”是如何炼成的，有必要回溯中国现代制药业的发展历程。

1998年是条重要的分界线。这一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中国药品监管进入了政府设立专门部门实施监管模式。此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扭转当时非常混乱的药品市场局面。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告诉《财经》记者，1998年以前，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具有药品审批权，由于各地的标准不一致，药品质量上参差不齐，存在一定的风险。鸿茅药酒就是在1992年，由原内蒙古卫生厅批准注册。

2001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生效后，全面废止地方药品标准，统一上升为国家标准。然而，在地标升国标过程中，出现各种乱象，已经在市面上的药品，不需要经过临床试验就能通过审批；很多品种的功能主治非常宽泛，属于“万金油”。相当多疗效不确切的“神药”就此混入国人的药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