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特殊时期，很多试验数据都是拼凑出来的。“药企研发部门三五个人，编数据，一申报，就批了。”第三方医药服务平台麦斯康莱的创始人史立臣告诉《财经》记者。

在药品审批最疯狂的2005年，超过1万种药品通过审批。短短几年时间，批出了10万余个批号。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永清告诉《财经》记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政府对于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标准比较低，基本上是有药可用就行。

中国直到2006年急踩刹车。标志性事件是，当年12月，郑筱萸被中央纪委“双规”。郑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出任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2003年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至2005年6月被免职。

2007年5月，郑筱萸被判死刑。法院指控郑在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削弱了对下监管力度，致使大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品获得批准文号。

药品种类的膨胀，不但未使中国医药产业的研发能力有根本改善，还造成了诸多隐患。“梅花K”假药伤人案，造成数以万计马兜铃酸肾病患者的关木通事件，导致13人死亡、部分人肾毒害的“齐二药”假药事件，以及奥美定事件、鱼腥草注射剂事件、“欣弗”事件等多起药害事件，皆发生在2001年至2006年。

这些事件中，牵涉到很多中药。

李林担心，如果国人都习惯了“全民剿药”，中成药的“多米诺骨牌”将一张一张倒掉，到那时，最难拾起的，会不会是中国民众对中成药的基本信任？

营销造“神”

在批号“大跃进”时期过关的这些药品，仍然是当下中国药品市场的主力。目前16.6万个国产药品批准文号中，不少具有可以包装成“神药”的底子。

一个药品或保健品能够成为“神药”，关键是营销。“神药”既有处方药，也有非处方药（OTC），由此形成两条不同的营销策略。

处方药主要在公立医院销售，所以无论是医院还是医生，与药都有非常直接的利益关系。“神药”的经营者为打通医院渠道，在各种形式的临床推广活动中出手阔绰，还会向医院和医生提供回扣，“带金”销售。

这部分成本会隐蔽到销售费用之中。销售费用包括市场开发与学术推广费、广告宣传、差旅费、会务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多种项目，便于回扣走账。

利益驱动下，医院和医生偏爱用这些药。很多医院定指标考评，每个科室每个月要有多少收入，甚至细化到每张病床每天要产出多少，都有内部标准。涂宏钢分析，由于群体利益驱动，会有非常多的医生给患者大量开具临床效果不明确，具有普遍适应症的药品。

尤其在辅助用药和中药注射剂中，“神药”更易隐身。其实，有的“神药”针对某种疾病是有一定疗效的，但厂家为了提升销量，往往扩大其功能主治范围，将它包装成能够包治百病。治疗病种多、适用科室广，这类辅助用药被称为“万金油”，很多中成药都有此特征。“中成药的适应症，想怎么解释都行，适应症包天包地。”卓永清说。